[摘要] 新“国五条”引发地产调控骑虎难下的尴尬局面，议论蜂起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同样出台调控措施的香港则成效显著，内地中原因值得深察。
新“国五条”引发地产调控骑虎难下的尴尬局面，议论蜂起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同样出台调控措施的香港则成效显著，内地中原因值得深察。
近来，以新“国五条”为标志的地产调控，似乎又陷入“屡调屡涨”的怪圈。数据显示，4月份百城住宅平均价格自去年6月以来连续第11个月环比上涨;同比则是连续第5个月上涨，涨幅扩大至5.34%。调控最严的北京新房价格继3月份后，以10%的涨幅再次领涨一线城市。
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同样出台调控措施的香港则成效显著，港府连续向楼市落重药后，楼价升势开始放缓，3月份楼价一举扭转前两月平均2.6%的涨幅，非本地买家则较去年前10月平均数锐减七成。
一边是进退维谷、莫衷一是，一边是立竿见影、齐心同力。内地与香港地产调控的迥异，很引人注意。当然，香港的调控措施也不是什么都好，香港地产有过大的教训，现在也会受到内地地产的影响。不过，从里面找出带规律的东西，是很有必要的。
不可否认，内地与香港在经济环境、调控动机、调控措施上的差异使得最终成效不尽相同。例如，内地的调控动机一直是“防止房价过快增长”，有着政治与社会因素;而港府则着眼于规避“楼市出现严重泡沫”，有着明确的经济诉求。然而无论如何，本质上都是调控，同法却不同效，实在让人不得不产生疑惑。
楼市调控的成败，很大一部分上取决于执行力。香港的调控措施得到了主流民意的支持，即便是利益严重受损的地产界，也没见多少异议。然而在内地，地方和中央之间总是在进行着一场猫鼠游戏。中央政府下达指令是一回事，地方政府怎样贯彻、贯彻得充分不充分又是另外一回事。从各大城市出台公布的细则来看，地方细则非常“不给力”。如南京市的细则全文仅132个字，仅仅是一条微博的容量。显然，大多数地方官员不愿意严格执行遏制措施。从民间看，稀奇古怪的避税高招，包括假离婚潮也出现了。
这种现象的产生，自然是利益的掣肘。自2003年开始，房地产税收与土地出让金收入已经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。2012年我国房地产“五税”收入首破万亿元，达1.01万亿元，土地出让金收入2.69万亿元，两者合计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近48%。在香港，地产调控利益牵绊较少，香港政府财政来源多元，基本不存在“土地财政”之说，且港府2012年度的财政盈余高达648亿港元，有足够的底气严格采取调控措施。然而在内地，地方政府奉行GDP增长主义的政绩观，以及卖地为生命线的土地财政,与银行和房地产公司往往共同组成利益集团，致使房价居高难下。鼓励房地产市场繁荣不仅能够保证税收，还能提升当地经济增长，给地方官员增加更多的晋升机会，何乐而不为呢?实际上，部分地方政府在新“国五条”落地初期，就迅速地释放推地信号。在今年4月成交的地块中，土地溢价率持续走高。
一边限房价，一边涨地价，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利益博弈，是新“国五条”骑虎难下的尴尬局面的原因。显然，地方政府悄然绑架了中国经济。房地产业在暴利刺激下迅速发展已有12年，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。
房地产泡沫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隐患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因为中国内地的房地产越来越多地充当投资增值的功能，空房越来越多。一旦这个大泡沫被破灭，热钱如洪水猛兽般跑出来，便是天大的风险。
前车之鉴，犹在眼前。上世纪90年代香港的土地制度已经造成了严重后果，楼价长年的迅猛高涨，终于导致楼市泡沫的爆破。港府的调控是痛定思痛后的正确选择。一个城市的土地财政便能触发不可控制的风险，更遑论幅员辽阔、遍地如此的内地。楼市泡沫在内地的爆破，看来只是时间问题。
因此，要想真正解决房价上涨问题，必须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，斩断土地财政的推手，改变地方政府依赖的卖地财政，改变地方政府推高地价带动房价的逻辑链条。要大力改革税收体制，涵养税源，并通过对中小企业、第三产业等的扶持，培育新的、稳定的经济增长点。
当然，最重要的断腕之举是什么，就是调整税制分成比例，把中央财政拨一大块给地方财政，使财权与事权统一起来。摆脱地方经济增长对房地产市场的过度依赖，才是地产调控的终南捷径。这件事肯定要办，早觉悟早办，早办早主动。
惟其如此，房地产调控的“中国梦”，才不至于总是破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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